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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露璐（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王璐（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深入某一区域，利用现场观察、问卷调查、深入访谈、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田野调查，是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长期以来的重要学术研究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呈现出独特复杂样态，政治学、经济学、传播学等学科也在研究中引入了田野调查方法，围绕乡村政治制度、农村集体产权、乡村传播结构等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并创建了田野政治学、民族志传播学等学术流派。相较而言，伦理学研究特别是中国乡村伦理研究，对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仍显不足。探索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是建构伦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着力点。
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体现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道德生活史的基本视角。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历史的，由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所决定，其起源、内容和作用范围受到社会经济关系和作为经济关系表现的利益及利益关系的制约。在前现代社会，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和相对封闭的生活方式相适应，中国乡村社会形成了以封闭、保守、稳固和平衡为基本特征的乡村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样态，具有独特的“乡土性”。伴随中国乡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转型进程的加速，中国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发生明显变化。准确发现和总结这些变化，离不开对不同区域典型村庄的实证研究，离不开在对乡村的细致观察和与农民“亲密接触”基础上，真切感知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经济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准确把握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观念的内在发展规律。在此意义上，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意指通过规范的田野调查，描述和还原当代中国乡村伦理关系和农民道德生活的真实图景，从而为乡村伦理理论研究和乡村道德建设实践提供基础。
乡村伦理研究开展田野调查的初衷，是希望从现实的乡村生活中发现和验证问题，或为分析相关问题寻找论据，从而发现面向乡村的“真问题”。事实上，大量的问卷数据和访谈资料既有“证实”亦有“证伪”；既是在提供某种论据，更是在验证问题本身。例如，围绕“如何看待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乡村道德发展变化”，在近年来的学术讨论和媒体报道中，“乡村凋敝”“伦理失序”“道德滑坡”等关键词时常出现。然而，不少有关田野调查的问卷数据和访谈记录都清晰呈现了农民对村庄环境改善、道德进步、人际关系和谐的总体肯定和高认同度。又如，关于如何有效加强乡村道德建设、推进城乡精神文明融合发展，有调研者发现，通过“送书下乡”“农家书屋”等方式“送”到某些村庄的图书久未拆封，而一些地方的“乡村春晚”“农民写金句”“妈妈学堂”等乡村自办群众性文化活动深受村民喜爱。二者之间的对比反映出，充分激发村民作为乡村伦理文化建设主体的内生动力，是乡村伦理文化建设的根基。
如何运用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可以通过选择不同区域的典型村庄，结合问卷调查的定量研究和深度访谈的定性研究，辅之以直接观察和阅读村庄志等文献。早在1939年，费孝通就指出，村庄是一个既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又方便调查者密切观察被调查者的社会单位，在乡村研究中“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迄今为止，村庄依然是中国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自然也是乡村伦理研究“田野”路径的基本切入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从村庄居民的日常生活入手，以轻松的对话交流方式展开的半结构式深度访谈，既能以口述史方法获得大量有关村庄道德发展变化的一手资料，又能通过农民“讲述自己的故事”凸显其作为乡村生活亲历者和乡村道德建设者的主体意义与价值。访谈内容看似杂乱，但研究者可以在不同受访者话语里反复出现的共性表述及评价中，获得村庄共同体的道德传统和伦理认同，也可以从反常的“少数”中捕捉不同伦理观念之间的紧张与冲突，进而发现村庄共同体的伦理演进规律。
乡村伦理研究的“田野”路径，能够鲜活呈现并建构地方性道德知识。所谓地方性知识，是包含话语、经验、风俗、法律、道德等在内的、具有区域特征的知识体系，它是特定地方的居民在长期共同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并世代积累起来的，既与地方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高度融合，又获得地方居民的精神认同。这些地方性知识通过长期积淀成为地方居民认识和解释其生活世界的一种符号和意义系统，影响人们的思维逻辑、行为方式和价值判断，并在地方性事务的处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乡村的自然风貌、产业结构、经济状况区域性差异较大，作为地方性知识组成部分的村庄伦理文化传统也存在较大差异。在田野调查中，每一个村庄都呈现出独特的道德生活样式，每一个作为地方性知识持有者和亲历者的村民，也都以自己的话语方式讲述着不同的乡村道德故事。可以结合自然区划、人文区划和行政区划的科学方式选择出典型村庄，体现产业结构、经济状况、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通过典型村庄问卷和访谈样本的数据，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和分析工具进行关联、对比，运用伦理学概念工具和分析范式进行提炼、总结，从中既能够看到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迁对个人产生的影响，也可以通过村民的个体叙述，发现和了解根植于村庄自然环境和经济关系中的地方性乡村道德知识，进而为把握和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问题和发展规律提供重要的田野依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乡村伦理研究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话语。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乡村道德的实证研究与地图平台建设”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2023年06月30日11版）